马斯诺曾经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渐进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站在法律外部立场的法律诠释学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站在法律内部立场的法律解释学则是根据法律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把标题改为入释出造更合适？二是能否在法律诠释学中划分出立法诠释学和司法诠释学？而在司法问题上，可进一步划分为司法诠释学和司法解释学？不论立法诠释学与司法诠释学的划分也罢，还是司法诠释学与司法解释学的划分也罢，在意含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四是学术态度，三位报告人都抱着反思和批判的立场来阐述自己的命题和问题。
但能否这样说，如果从前理解——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有不同这个视角看，诠释或法律诠释必然是主体性的，但从视域交融或理解的循环这个角度讲，法律诠释肯定是主体间性的。就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而言，法律体系的制定和完善仅仅是完成了法制五要素中的其中一个要素。法律解释更多地涉及的是一种文本意义、或者根据法律所做的释义工作，而法律诠释必须是带有前理解或者前见在其中的阐释。而今天我国一些研究法律史的学者，更是早已把礼纳入到研究的对象中。哲学博士（山东大学，2004年），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既然如此，在如何把法律带入实践的具体活动中，就需要法律解释或者法律诠释活动。感谢朱老师、张老师再次邀请我在一个月之内参加人民大学的学术活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阶段性探究。
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1919年11月14日，赵五贞用剃刀自杀于花轿之内，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即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营造的男女极端的隔绝状态中，深陷母家—夫家—社会关系网中的赵女士是无处逃亡的。
青年毛泽东引述鲍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中所阐发的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利用强权对抗强权的结果有可能仍然得到强权。
(二)湖南地方自治设想中自决主义与民治主义的人权关怀 毛泽东认为，人权的实现与空间地域具有关联性。少数官僚、政客、武人已经成为民众民生与民治的最大障碍，即这些官僚、政客、武人将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以此乞求得来日本的枪械、饷款和训练官，屠杀人民。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以社会问题为关注点，并希求借助学术介绍、讨论问题和改造思想，来完成对社会的批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的解决之道有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以及建设等诸种方式与方法，但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文末的总评语记录下了当时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对该文的评价，即认为该文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并认为该文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人权的实现需要民众的大联合。此种女性无从逃亡的关系网束缚是社会制度的现实显现。子女对于父母干涉自身婚姻自由、婚姻自主的行为，应当绝对地拒绝。
[6]对于女性人格的保障不仅在于保全其自由意志，更在于社会创设出合乎人生自然法则的女性人格保障的环境。《湘江评论》、《北京大学日刊》、湖南《大公报》、《女界钟》、上海《申报》、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其时的舆论传播媒介，成为青年毛泽东呼吁人权并阐发其对人权思考的介质。
相较于废督裁兵而言，建设民治对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更加具有积极意义。总之，青年毛泽东在《早期文稿》时期，对于人权的属性、人权的平等价值诉求、人权的实现路径、人权的保障措施等问题都有关注现实的思考。
此种脱离实际的说谎的婚书几乎充斥着其时的中国社会。自杀是对人的生理自然状态的反抗的终止，是对生理的奇变。毛泽东有关人权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⑤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与庶民主义是对抗各种强权的理论同义语。对于女性生存权益的研究与维护，关键地在于呼吁并实现女子解放。邓康(即邓中夏)所指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即是毛泽东草拟于1919年9月1日而刊发于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
青年毛泽东通过引述美国工党领袖龚帕斯(1850—1924)有关实业专制的论述即美国工党欲在其后的美国国家事务中有发言权就不许实业专制，来阐发其对人权的普遍性与普惠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中国女子问题尤其值得特别注意和特别研究。
在有关教育所需研究的问题陈述中，教育的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社会教育问题、不惩罚问题等问题涉及教育权的公平享有与公平实现。在教育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实践并实现平民教育主义。
生存权是世界的最大问题，吃饭问题是民众生存的首要关注点。民众联合的团体也因为现实情势的需要而设立。
诸如：各学校里的校友会、旅居外埠的同乡会、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上海日报公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北京华法教育会、各种学会(像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像银行公会、米业公会……)、各个学校里的研究会(像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各种俱乐部，等等。在财政方面，通过银行民办、减轻盐税和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等来实现民众经济上的人权。而且，此种社会变革内容需要渐进的教育普及。赵五贞经由媒婆撮合、父母包办，许配给富商品古斋少老板吴风林为继室。
赵女士的个案悲剧与社会机制之间存在关联性。1920年1月24日，湖南省城各学校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张怀、毛泽东等向其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撤惩张敬尧，写成《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一文，发表于同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
自民国建立之后，国家层面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了省议会。此种具有契约意义的形式的仪式实际剥夺了女性的真实的婚姻选择与婚姻见证的权利。
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修成粤汉铁路的湖南段。各种协会和同盟是社会各层级群的利益的单元的承载体与联合体。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个人主义是从主体伦理思想的意义和主体个体存在的意义上讲的，其主导思想是彰显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在社会地位、社会权威、社会责任、社会价值等方面为自身存在意义立法的自由度。青年毛泽东进而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民众争取并实现自身人权的实践的练习，即民众争取并实现自身人权的过程必须是有思想、有组织和有练习的。青年毛泽东草拟了《〈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并将此文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5]女子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应然的人权，但现实的境遇却是女子成为男子施加于其身各种社会刑具的受罪之人。
湖南地方自治具有两个核心要义，即自决主义和民治主义。各种同盟和协约是国际强权者联合的典型形态。
各县也设立了县教育会、县商会和县农会。为了应对外患的压迫，民众更加增强了觉悟的程度，出现了大联合的动机。
群和社会即是联合，群和社会具有层级式的大小差别。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而无公利。
